莆田秀屿平海北峤村原村主任涉嫌受贿被公诉

这种贫乏还表现在对于作为法律全球化现象的主要依赖物和伴生物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的原由、历史，它们的理论形态，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缺乏系统训练，一知半解。

[7]参见林军：《沸腾十五年》，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页30-32。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到1995年的中国：那一年，中国电信刚刚在北京和上海开通了两个因特网接入节点。

（二）超越政治中心主义：一种更民主的言论自由 互联网时代开始突破以政治言论为中心的传统保护模式，为我们思考言论自由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更有类似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样看似无厘头甚至无意义的言论和表达。互联网因此被称为言论自由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又如，在尤金·沃洛克所编的《第一修正案与相关立法》中，[37]沃洛克先从布兰登伯格案开始，即先告诉学生现状（statusquo）是怎样的。[106]而在棱镜计划之外，美国国安局还存在着BLARNEY，FAIRVIEW，OAKSTAR和STORMBREW等上游监控计划，这些项目更是完全在光纤电缆等基础设施的深层运行。

很多人无法相信和接受，言论自由竟然需要一直以来的头号天敌提供帮助和保护？。这种政治中心主义又被美国主要的言论自由理论进一步强化。新时代围绕言论自由的战争可能会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出现。

正是在上述基础之上，以巴尔金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言论自由在网络时代应该转向一个更为宏大的关切：言论自由的目的应该是提升一种民主文化（ademocratic culture）。自主理论认为言论自由之所以值得保护，是因为其关乎人作为自主主体的自我满足、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他们试图探究那个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促使霍姆斯的思想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②维持和控制硬件运转的软件和协议的代码层。

这就是从1919年的申克诉美国案（Schenck v.United States）[18]到1969年的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案（Brandenburg v.Ohio）[19]这条美国言论自由的主线。[71]但人们的言论和信息完全有可能在他们毫不知情时就被过滤掉了。

如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所言，言论自由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阐明保护言论自由所意图实现或服务的目的（purpose）。这也是为什么巴尔金和列文森在《法律经典》一书中格外强调教育经典（pedagogy canon）的原因。费斯曾用街头发言者（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模式来概括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传统理解与想象。同样，假如发言的主体是《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等大众媒体，我们可以完全保留这些媒体言论的内容，只要将这些媒体转化成一个虚拟的个体发言者即可。

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倾向于认为霍姆斯的这种转变是因为那个夏天他与汉德法官、查菲和拉斯基等言论自由之友的频繁交流和接触。另一方面，街头发言者也是一种历史叙事，它确立了美国言论自由最基本的讲法。[113]FCC v .Fox，567 U.S.___（2012）。[100]稍微了解美国宪法和历史的读者都会马上读出桑斯坦这一比喻所隐含的深意。

在网络时代，谁控制了言论自由的基础设施，谁就控制了言论自由的未来。与传统手段相比，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规制更为精巧和有效，同时也更隐蔽和复杂。

[11]费斯这篇导言就取名为《寻找一种新范式》。[72]换言之，他们可能连愤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的言论自由是被不知不觉剥夺的。

如果说上述变化尚算量的累计，互联网的出现则第一次带来了质变的可能。惠特尼案中布兰代斯的附议诞生了美国另一重要的言论自由理论——自治（self-government）理论——的雏形。政府被视作言论自由最大的敌人。欧文·费斯（Owen Fiss）教授代表组织者耶鲁法学院撰写了一篇导言。网络时代对街头发言者模式的突破，并不在于新增加了几类受保护的非政治言论，其价值和意义在于为我们带来了一种超越政治中心主义的可能。[4]这次主题研讨的论文发表于1995年5月出版的《耶鲁法律杂志》（Yale Law Journal）第104卷第7辑。

而且像绝大多数好莱坞主旋律电影一样，胜利和救赎可能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会到来。就像《创世纪》之于《圣经》，街头发言者模式和申克—布兰登伯格这条主线不仅仅是美国言论自由最早的历史，更是最核心和重要的一段历史。

（二）街头发言者的影响力：作为思考模式与历史叙事 街头发言者模式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方面，街头发言者是一种思考模式和分析框架，它塑造了人们如何思考和想象言论自由问题。面对失败，联邦通讯委员会选择放弃上诉。

民主——而非文化——才应是我们在网络时代思考言论自由的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另外三个案子结果相同，但阿布拉姆斯案的法庭意见却从全体一致的九比零变为七比二。

在网络时代，仅靠一套街头发言者模式就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于2014年1月14日对Verizon诉联邦通讯委员会案[64]做出判决。这首先体现在，美国绝大多数第一修正案案例教科书（case book）都把申克—布兰登伯格这条主线作为学习第一修正案的起点和基础。对于生而数码（born digital）[49]和生而网络的年轻一代来说，肥皂箱和传单简直像是原始时代的老古董。

比如在处理类似色情淫秽、仇恨言论乃至像焚烧征兵卡或烧国旗等问题时，虽然此类表达的内容或类型已经远远超出了典型的政治言论，但只要我们将街头发言者模式中的场景设定稍加改动，将其变为一个人站在街头肥皂箱上分发色情杂志/辱骂少数族裔/焚烧征兵卡或国旗后，原有的思考模式仍可被大致沿用。与前途未卜的网络中立相比，过滤的未来看起来倒是一片光明。

尽管本案多数意见仍建立在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标准之上，但这一标准的发明者霍姆斯却和布兰代斯变成了持异议的少数派。米克尔约翰式或哈贝马斯式正襟危坐的政治讨论并不是言论自由的全部。

从申克到布兰登伯格，前后历经五十年，街头发言者终于受到了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像罗伯特·鲍克（Robert Bork）这样的自治理论家，甚至会明确主张有且只有政治言论才应受到保护。

这印证了欧文·费斯二十年前的观察。之前两本教材的编者均为自由派学者，而沃洛克本人的政治倾向则偏保守。互联网恰恰改变的是人们交流和表达的基础。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同时面对美国言论自由发展一百年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和各种问题。

最终，我们来到了主线的终点——1969年的布兰登伯格案。四、尾声：言论自由的想象力 在梳理了街头发言者模式所受到的挑战和网络时代言论自由发展的趋势后，我们不妨借用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

这不禁使人想起二十年前的另一场会议。[62]不难看出，那些掌握基础设施的公司，其权力和影响力已经大到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的地步。

[86]Jack Balkin， 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79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 （2004）， pp. 1 — 58. [87]Ibid.， at 3. [88]Ibid.， pp.9-13. [89]参见Bing chun Meng，From Steamed Bunto Grass Mud Horse: E Gao as Alternative Political Discourse on the Chinese Internet，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7.1（2011），pp.33-51. [90]Balkin， Supra note 86，pp.3-6. [91]Ibid.，at 3. [92]Ibid.，pp.28-33. [93]Jack Balkin，Populism and Progressivism as Constitutional Categories，104 Yale Law Journal，1935（1995），pp.1943-1950. [94]Balkin， Supra note 86，at 5. [95]Balkin， Supra note 54，at 2296. [96]Ibid.，at 2298. [97]Fiss， Supra note 45，pp.26-50. [98]Post， Supra note 31，at15. [99]Fiss， Supra note 45，pp.1-25. [100]Cass Sunstein，Free Speech Now，59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55（1992），p.262. [101] Lochner v.New York，198 U.S.45（1905）。超越政治中心主义并不是主张文化或其他非政治的价值高于政治，用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去取代政治中心主义。